行动，使河东、河西从战略配合上连起来。另一方面，当时红军装备和给养很差，为取得苏联援助，打通新疆又十分必要。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西路军只有2万多人，而且经过长征和过河作战，已是十分疲惫之师，要挑这样重的两副担子，实在力不胜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肃州、甘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和建立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

当时叫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那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实在太差。那一带地区狭，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很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争取群众很困难；马家骑兵机动性大，我们缺少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里经济落后，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在零下二三十度行军作战，吃穿很难解决；古浪一战又没有打好，九军损失很大。这样就越来越被动了。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自身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分三路打游击。占云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个同志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我们先赶到雪山下面的山坡上宿营，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便于行动，越过积雪的山峰后再宿营。就是这样还有不少的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搞到了几百件衣服和不少吃的东西。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救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二三十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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