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

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

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有时候打仗不但靠勇敢，还要有智谋。记得我们过黄河不久，快到永昌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地主的土围子里，总部200多人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当时大部队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只有两个特务连的兵力留在总部。我们刚要起火做饭，马家军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敌人是骑兵，且兵力又远远超过我们，而我们总部里还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夺。于是我命令两个特务连守住围子门口，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巧打。敌人虽然多，但都是骑兵，使用的也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他们把手榴弹扔进来，我们就很快地再给他扔回去，让那些手榴弹在外边爆炸。

这样直打到黑。趁着黑夜我们在围子边上挖了一个洞准备突围，但被马家军发现了，他们在外边死死守住洞口，我们冲不出去，又是一阵激战，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弹药没了，就危险了。于是我就把两个特务连调到别处去另挖洞，只让我的两个警卫员邱正基和黄坤（现名胡子昆）用绳子打个套，悄悄地守在洞口。马家军在外边听见枪声停了，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于是很嚣张，大喊大叫着一个跟一个地从洞外冲进来，那两个警卫员就进来一个套住一个，拖到后边铡死。后来敌人发现不对劲，但这时我们的洞也挖好了，又得了许多武器，一个特务排冲出去，掩护大家突围了。

1936年底，情况就更糟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不利于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与敌交战。河西走廊北面是沙漠，南边是冰雪覆盖、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当地居民回、汉杂居，长期受国民党部队欺压、马家军欺骗，不了解红军。这时马步芳和马步青又纠集了青海与河西的民团几万人，用几倍于我的兵力，想一口吃掉西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没有得到中央任何支援西路军西进的命令。广大指战员尽管衣衫褴褛，弹尽粮绝，仍然斗志昂扬，他们的意志来自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是，我们这支几番出入草地，连续作战，从未得到休整的部队，那些坚强的士兵们，又怎么会想到我们即将面临的失败和考验是那么惨重与严酷。现在想来，我们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将十倍、百倍于敌人的攻击。

进入河西走廊不久，西路军便连续失利，先是九军折兵古浪，原6000多人的队伍已不足3000人；然后又是五军被困高台，血战五五夜，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总部当时和五军相距几的路程，无法接应。后来听一位逃出来的女战士讲，董振堂同志最后被火焚于一座破庙董振堂同志是指挥作战时中敌弹后从城墙上摔下来牺牲的。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40页林炳才回忆录。，他殉难时才42岁。我和董振堂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他那时是红五军团军团长，我给他搭档政治委员。他为人正直，作战身先士卒，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们退进祁连山前和马家军的最后一仗是在梨园口一带打起来的。梨园口是一个靠近祁连山的山道口，刚进去还能遇见喇嘛庙，还有商店和人，走一两的路程后才真正进入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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