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皮带、烧牛粪、睡马鞍了，但我们仍需要那种坚强的意志，那种肯于牺牲自己的精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当然，我们之所以去牺牲、去战斗，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幸福的生活，不是相反。现在，要再让青年人去睡马鞍，是愚蠢的，但在力所不能及的条件下，去比物质享受，总是不大好的。

我想广大的青年们懂得了我们的历史，道理会自通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但外国人，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敢轻视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是不怕死的，打进来容易，再出去可就难了。我们何必自己轻视自己呢？要努力，要奋斗，要无愧于死去的烈士。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其中的困难的。

当时我的随身警卫员邱正基背着我们仅存的一部电台，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

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接通电路，修好电台。当时负责修电台的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新疆星星峡方向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支几遭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

大家坚信，只要能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的同志带着这支百折不摧的钢铁队伍，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方向前进。

大概是4月中旬左右，我们行至星星峡附近的安西城。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人的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安西城并非只有200多人的民团，当下午马步芳又调进两个骑兵团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安西城敌军新增加兵力为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脚注。

这一仗使我们又牺牲了200多名将士，这是西征的最后一仗。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我坚决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当我们边打边退到白墩子时，跟着我们工委突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部队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同志们个个悲愤难忍。我立即命令警卫员邱正基，立刻从原路返回，凡是遇到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叫他们沿着兰新公路的电线杆子向北撤，到星星峡集合。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还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会后决定在新疆成立新兵营，西路军的部分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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