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摆脱敌人。我们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急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的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不幸的是，当晚从石窝出发时，有几个战士逃跑了，特别是几个高级干部私自脱离部队，影响了部队情绪与团结，增加了带队的困难，是很不应该的。当时我们曾为此事哭了一场。最不幸的是，当我们行军到柴沟河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团长邹丰明、团政委黄英祥三同志，因伤重不能继续跟着部队走。当时的情况是，带上走会死在路上，不带上走敌人追来也活不成，李先念、李焕和我亲自去看他们，又哭了两时，但熊厚发同志却坚决不再走，并：“我留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是要给我写一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最后，我们给他留下些药，派一个排掩护他打游击，就很悲惨的分别了。

到白大坂后，部队已拖得精疲力竭，便住了两，一方面休息整顿，恢复疲劳，并开些会议，进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住下不走，敌人会追击上来，便召开工委会（李卓然同志任书记）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有的主张向西打，最后工委会决定向西打游击，便趋于一致了。这时又发生了正确思想与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就是李特提出，他要脱离部队回陕北或者到莫斯科去。当时李卓然、李先念、我和黄火青等同志，积极反对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我并且：“目前正需要我们紧密团结，同生死共患难，你绝不能走，你要走，我报告中央你开了差。”恰好，当时我们电台还未与中央电台联络上，他给中央的电报也未发出，才作罢。在这次思想斗争中，卓然同志起了团结的作用。另外，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到则苟则苟：应为错沟，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

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

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部队决定西进了，出发前，为了减少负担，轻装前进，只带一架电台，将另一架电台砸坏。同时，除每连配备较好的机枪两挺外，将多余的机枪统统毁掉。开始从白大坂出发，就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路上行进。沟里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粮食、炊具，就用牛羊粪烧（烤）牛羊肉，刺刀做菜刀，瓷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里露营，用枪托做枕头，大家冻得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伤病员无药可上，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着敌人追袭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一到休息时，我们就和战士们唱歌，因此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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